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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总体而言，美国政策淡化了外交作为大国关系调节器的作用，因为经常把投降作为任何对手进入谈判的先决条件。真正的外交将阻碍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，即遏制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地区大国，无论是中国、伊朗、俄罗斯还是印度。（欧盟在这个地区大国名单中的地位很模糊，因为它还没有想出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，目前通过德国发声。）这种美国做法，最有力地体现在老布什政府末期的切尼主义中，是导致紧张局势不断的处方，美国的政策时而成为世界各地不断不和的根源，时而又成为另一个根源。

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错误的政策基础，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占主导地位、但影响力却不断下滑的大国而言。大国之间的谈判和妥协更有可能为管理得更好、更加和平、甚至更加人道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。在主导国家之间促进安全感和礼让感，可能比对抗和虚伪的咆哮更能阻止邻国发生粗暴行为。

本文最初发表于 Michael H Hunt 的网站上。

迈克尔·亨特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埃弗里特·H·埃默森历史学名誉教授。他是《世界变迁，1945 年至今》一书的作者。亨特是国际历史领域的顶尖专家，著有数本获奖著作，包括《特殊关系的形成：1914 年前的美国和中国》。他长期关注美国外交关系，这体现在几本广泛的解释性、史学性和方法论著作中，尤其是《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》和《美国外交政策危机：国际历史读本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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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：图书政治
通过电子邮件订阅 OUPblog：权威形式出版。他指出，“正常”的性行为是指男性和女性在婚姻范围内为生儿育女而进行的性交。他指出了摩西律法和自封的使徒保罗的教义中只有“正常”或“自然”的性行为才在道德上可接受的观点的来源。另一方面，“不正常”的性行为则有很多种：一男一女之间的性交，当他们双方都未婚时，或者他们其中一人已婚时，或者当他们双方都已婚但不是彼此的性交；两个女人之间；两个男人之间；性满足包括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的性行为，例如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，但使用的身体部位并不用于生殖；一个人和一个异种动物之间；一个人和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之间；以及一个活人和死人之间的性行为。此外，还有“孤独的性满足方式”和无数涉及两个人以上的方式。边沁的 斯里兰卡电报数据 观点是，鉴于性满足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所有快乐中最强烈、最纯粹的，而且这种快乐是一件好事（在他看来是唯一的好事），并假设这种活动是双方自愿的，那么，通过阻止人们（无论是受到法律、宗教还是公众舆论的制裁）从事适合自己口味的“不正当”活动，大量人类的幸福被抑制了。

边沁

边沁写作时，同性恋者，即那些犯有“违反自然罪”的人，在英国是要被判处死刑的，事实上每年大约有两人被处决，而且在媒体和文学作品中受到诽谤和嘲笑。早在 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，边沁就主张，如果一种行为没有造成伤害，那么它就不应该受到法律惩罚，并呼吁将同性恋合法化。到 19 世纪 10 年代中期，他准备将这个问题不仅与法律联系起来，还与宗教联系起来。边沁称宗教信徒为“宗教人士”，认为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证明上帝已经对同性恋发出了普遍谴责。边沁指出，圣经故事谴责的是轮奸。保罗对同性恋的禁令也被教会视为权威。边沁指出，耶稣不仅从未谴责过同性恋，而且福音书还提供了耶稣参与过性行为的证据，并且他有男性情人——他所爱的门徒，传统上被认为是约翰，而那个男孩，可能是一名男妓，在所有门徒都逃走后，仍留在客西马尼园陪伴耶稣（有关更详细的记述，请参阅“不是保罗，而是耶稣”）。